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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十娘簪祖母绿 “百宝箱”自海上来

来源:《畅谈》 编辑:卜松竹 时间:2019-09-12

宋开宝四年(971年),取得政权仅十几年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唐代设置的中国古代第一个专门外贸管理机构一一市舶使的基础上,下令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并陆续在杭州和明州(今宁波)设置同样机构,以推动中外贸易。

当时的中外贸易,按《宋史》说法,主要是用中国的金银、丝绸、铅锡、瓷器等高精尖产品,交换海外的香药、珊瑚、琥珀、珠玑、玳瑁、玛瑙、水晶等,即用手工业制成品,交换珍罕之物。当中,“真珠宝贝”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中国尚白玉,西方好彩石

今天的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彩色宝石代表什么含义,大多略知一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这些在古代遥不可及的稀罕之物,现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寻常百姓家。

学者莫默、丘志力等指出,基于中国古代彩色宝石的大量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彩色宝石使用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汉魏时期,考古发现的彩色宝石包括蓝色绿松石、青金石、红色宝石、珊瑚、玛瑙等;第二次高潮在唐宋(辽),出现了真正的红宝石、蓝宝石和托帕石;第三次高潮主要出现在明清,重要的彩色宝石种类包括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猫眼、青金石、碧玺和绿色翡翠。

相应地,这三个高潮与三个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第一次爆发和中国人沿北方丝绸之路对中亚的探索及其文化交流有关;第二次爆发则和唐宋时期非常频繁的中西方贸易及互动性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有关;第三次爆发的原因比较复杂,分别和明朝主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打开中国通往西方之门及清朝被西方用武力打破封闭,西学东渐,导致西南丝绸之路带来绿色翡翠打破本来由和田玉主导的白玉文化有关。”

在我们的经验中,不难察觉中西方对宝玉石使用偏好的不同。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玉石具有统治性的地位。古人强调“首德次符”,所谓的“德”,是借玉特有“温润细腻”的质地,比喻人格化的“仁、义、廉、信、道”等;所谓“符”,是指其上的玉色和饰纹等。几位学者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就形成了3个玉文化地区一一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开始使用透闪石玉和蛇纹石玉,彩色宝玉石从来不是中华民族宝玉石使用历史中的主流。”

但在西方则不然,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以及尼罗河畔古埃及文明,大量使用青金石、玉髓和碧玉、绿松石、孔雀石这类颜色艳丽的玉石;古罗马时期开始将重点转向产自埃及、巴尔干半岛、红海、印度洋和小亚细亚等地的石榴石、红蓝宝石和祖母绿等彩色单晶宝石。

“百宝箱”见证海上丝路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社会彩色宝石就使用得特别少。实际上,在古代作品中,我们仍能见到许多关于它们的记载。比如明代着名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就这样写道:“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层来看,只见翠羽明珰,瑶簪宝珥,充牣于中,约值数百金……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箫金管;又抽一箱,尽古玉紫金玩器,约值数千金……最后又抽一箱,箱中复有一匣。开匣视之,夜明之珠,约有盈把。其他祖母绿、猫儿眼,诸般异宝,目所未睹,莫能定其价之多少。”

这里面至少提到两种明确的名贵宝石。一种是祖母绿,它被称为“绿宝石之王”。据说名字源自古波斯语,意思就是绿色宝石。中国人对祖母绿也十分喜爱。明、清两代帝王尤喜祖母绿。明朝皇帝把它视为同金绿猫眼一样珍贵,有“礼冠需猫睛、祖母绿”之说。明万历帝的玉带上镶有一特大祖母绿,现藏于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慈禧太后死后所盖的金丝锦被上除镶有大量珍珠和其他宝石外,也有两块各重约五钱的祖母绿。

所谓“猫儿眼”,因其内部含有金红石的针形内含物或羽毛状的流体内含物,折射光会形成一条明亮的光带,并可随光线的移动而发生变化,宛如猫眼而得名,是世界最名贵的宝石品种之一。自唐至清中国史书上屡有它的记述,比如张邦茎《墨庄漫录》,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年-1125年)“外夷贡方物,有石圆如龙眼,色若绿葡萄,号猫儿眼”。明代关于它的记录更多,《明史》载:“猫儿眼、祖母绿、金绿宝石,嘉靖皇帝朱厚熄无所不购。”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定陵中就出土了一颗硕大的猫眼石。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坤舆图说》中记载“印第亚之南有一南岛,江河生猫眼昔泥红等”,这说的就是斯里兰卡猫眼石。

实际上早在宋代,宫廷已经拿出很多钱来购买外来珍贵宝石。如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就下诏让广州等港口购进“玛瑙、猫儿眼睛”之类。北宋仁宗、英宗时,宫廷每年用来购买珠宝玉石的款项多达五六十万贯。

中国并非彩色宝石的主产国家,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获取彩色宝石的重要渠道。如郑和下西洋,就采办了大量的宝石。实际上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对于彩色宝石的喜好,一定程度上受到元代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宝商的影响。而他们主要是经由海上航线进入中国。

宝石是当时海陆贸易的重要货品。在郑和下西洋时,仅《瀛涯胜览》中记载的购买宝石的地点就有8处,包括锡兰、忽鲁谟斯、古里、阿丹等。到明代中后期,经由缅甸到云南的陆上通道,成为宝石进口更加重要的渠道。

莫默、丘志力等学者指出,明代彩色宝石的交流与贸易是由明王朝主动推进的,彩色宝石作为珍贵的舶来品,也因此受到珍视而逐渐被吸纳到明代珠宝文化中。清代,彩色宝石的礼制地位进一步加强,官员的朝冠顶子依照品级各有不同的宝石,反映出各种宝石在当时人们心中的价值排序。(资料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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