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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漂洋过海的中国人

来源:《看历史》 编辑:苏生文 时间:2019-09-11

在“帆船时代”,从中国到欧洲,走西行路线,经印度洋一好望角一大西洋一欧洲,大约需要120天时间(以上海一伦敦计)。而远航美国,一般也是“南辕北辙”地沿印度洋一好望角航线,再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东部口岸。如果一路顺风顺潮的话,需100天左右,若不顺的话,则需要130余天(正如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所经历的那样)。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由于只允许轮船通过,轮船就可以不必再绕道好望角,而走此捷径了,航行距离缩短了5500~8000公里,航行时间减少到40至60天(也以上海一伦敦计)。而帆船仍须绕行好望角。因此,自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轮船迅速取代了帆船,成为国人前往欧洲的主要交通工具,同时也宣告了“轮船时代”的到来。

而轮船取代帆船,也使横渡太平洋变得容易一些。从中国去美国,就不必再“南辕北辙”地走西行路线,可以“抄近路”直接向东航行。从上海到旧金山,全程只需20~30天。

着名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是乘坐过帆船和轮船这两种交通工具往返于中美之间的人。年轻时他从美国乘帆船来中国,走了134天,晚年乘轮船回美国只用了二十几天。以致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那些顶着风绕海岬(多风暴)航行,或者在更加令人烦躁的风平浪静中消磨了一生大量时间的人,才能真正地领会到蒸汽机为缩短地球两端的距离带来的好处。”

那时,远渡重洋的既有身份显赫或家境富裕的政府要员、外交官员、社会名流、富裕商人,也有囊中羞涩的职业革命家、穷学生、投亲靠友的移民,更有大批被拐骗偷运出洋的“猪仔”和被公开“招募”去的“契约华工”。身份不同,所受到的待遇可能天差地别。邹韬奋曾感叹地说:“中国人往欧美旅行或视察,不管有钱没钱,却必须勉强支撑着相当的场面。例如乘轮船至少必须乘二等舱,否则上岸时便要发生许多麻烦,往美国甚至要被关在什么岛上的拘留所里,好像锒铛入狱一样!”

但不论有钱没钱、有名无名,作为一名旅客,其乘坐帆船或轮船远航的经历,无疑是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事情之一。无论是出洋前看着父亲在“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具结上画押的詹天佑,还是那些仅带着“一个本地的水罐、两身衣服、一个笠帽,一条草席”,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喜怒无常的海洋和暴虐苛酷的雇主的穷苦华工,无论是发出“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的孙中山,还是“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的秋瑾,无论是被嘈杂混乱的旅客将诗兴“戕害到几等于零”的闻一多,还是同人兴致勃勃地“讲了一路的诗”的徐志摩,在海上经历的这一切,都给他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中欧航线

中国古代水上运输业很发达,以长江内河水运为主的内河水运和以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和张家港等海港为出发点的远洋航运共同构成了亚洲水上运输圈。中国人渡东瀛、“下南洋”是常有的事,“郑和下西洋”更是把航线延长到非洲东海岸。

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1431-1433年)的半个多世纪后,1497-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船队绕过好望角,越过印度洋,到达了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中国古籍称古里),首次开辟了欧洲至东方的航线。随后,葡萄牙人继续向远东前进,越过马六甲海峡,于1514年到达中国海域的上、下川岛,1517年在广州第一次与中国官方接触,1557年正式登陆澳门。欧洲至中国间的海上通道就此打通。

此后,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瑞典人、丹麦人也沿着这条航线接踵而至。这条航线的大体航行路线是:从欧洲某口岸出发,南行一段路程后,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穿过赤道,到达南美的里约热内卢或其他口岸,补充给养后再次越过大西洋,绕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到达澳门或广州。也有沿非洲西海岸直接南行至好望角再进入印度洋的。反之亦然。

中欧航线除绕道好望角外,还有一条间接的、可以大大缩短航程的线路,那就是印度洋一红海一苏伊士地峡一地中海航线。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前,此行须在苏伊士地峡的南端舍舟登岸,经陆路到达地峡的北端,再换船前行。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这些麻烦就可以省了。

在近代,乘轮船航行于这条航线的中国名人很多,如梁启超、傅斯年、俞平伯、丁文江、王统照、李四光、徐悲鸿蒋碧微夫妇、钱钟书杨绛夫妇等。他们所乘轮船的国籍五花八门,有英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也有日本的,而最多的要数法国的了。1878年曾纪泽出使法国,1879年徐建寅赴德国考察军工,1890年薛福成出使欧洲,1896年李鸿章赴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在塞得港换俄国轮船),1906年载泽、李盛铎赴欧洲考察宪政,1927年巴金去法国留学,1939年萧乾赴欧洲采访二战新闻,乘的都是法国轮船。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919-1920年间赴法勤工俭学的那一批中国学生。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后,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分几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当中,涌现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乘坐法国轮船前往法国的(只有小部分乘日、美、英轮船),如1919年8月14日陈毅等78名四川学生乘坐的“麦浪”号,1919年10月31日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等207人乘坐的“宝勒加”号,1919年12月9日聂荣臻等158名学生乘坐的“司芬克司”号,1920年5月9日赵世炎等126人乘坐的“阿芒贝尼克”号,1920年11月24日张申府、刘清扬等22人搭乘的“高尔基尔”号,1920年12月15日何长工等134人乘坐的“智利”号等,都是法国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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